发布时间：2025-10-13 13:57:24 点击量：
在均衡政策效果和财政支出能力的基础上，消费政策的力度和规模有待进一步提升，才能发挥政策促进的效果和作用。此外，消费政策还需要与其他政策相互配合，尤其是将短期刺激与长期预期改善相结合才能促进消费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破解“收入—意愿—能力”的负向循环，才能将政策转化为消费动力，激活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潜能。
有效释放内需潜力，畅通经济大循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而中低收入群体较大的人口占比和较高的消费倾向，是中国扩大内需、稳定经济的核心突破口。当前消费补贴等激活内需政策在提升消费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仍然存在政策规划少、力度小、门槛高等不足，导致中低收入群体的潜力尚未充分释放。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以中低收入群体为中心重构政策逻辑，通过精准识别、分类施策解决适配性问题，以“技术+制度”规范补贴行为，将补贴政策转化为消费动力，激活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潜能。
消费活动是宏观经济需求端的直接体现，对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至关重要。凯恩斯需求理论提出以来，如何管理有效需求不足一直是宏观政策关注的焦点。物价水平是居民消费需求和市场供给的综合体现，平稳的物价水平是稳定居民消费预期，促进居民消费健康增长的前提。物价水平过高会产生通胀的风险，但是物价水平持续低迷也会对居民预期产生负面影响，如对企业营收和利润、居民就业和收入、政府税收和财力等造成不利冲击等。近两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并将其列为重点工作之首，促进消费、拉动内需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在消费分层视角下，中低收入群体（家庭年收入5万元以下）是我国消费市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促进和拉动内需上发挥着积极作用。首先，截至2024年底，我国农村地区常住人口接近4.65亿人，占中国总人口的近35%，这些人群大多属于中低收入群体，再叠加城市中低收入人群，我国中低收入群体中低收入群体占比超50%，是一个数量众多的群体，为消费市场提供了广阔的基础。其次，中低收入人群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平均水平，会将较大比例的资金用于消费。并且随着经济发展和政策支持，其消费需求还在不断扩大，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潜力的释放是扩大内需的关键突破口。最后，中低收入群体对食品、日用品、基本服务等基础产业的需求旺盛，保障了这些产业的稳定发展。同时，随着他们消费能力的提升，对家电、电子产品等耐用品以及新兴消费领域（如冰雪经济、银发经济、智能家居等）的需求也在逐渐释放，为产业升级和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动力。
中低收入群体是拉动消费的重要力量，当前国家出台了一些激活内需的政策措施，其中，消费补贴是促进居民消费的重要手段，在短期内对激活内需有积极作用。政府通过发放消费补贴，能够直接增加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刺激消费，扩大总需求，进而拉动经济增长。2020年以来，全国各地发行大量消费券，全国消费券平均拉动系数为5.05。我国在2007年开始推行的家电和汽车下乡，通过补贴售价的方式，直接拉动农村家电百户拥有量增长超过80%。2024年中央财政安排了1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了汽车销售额9200多亿元和家电销售额2400亿元，政策撬动比达1:3.5以上，成效十分明显。同时消费补贴也能够稳定企业生产运营，推动产业升级和相关产业链的发展。2024年在“两新”政策拉动下，家电一级能效产品销售额占比超90%，智能家居产品换新近1000万件。因此，进一步完善优化补贴政策是推动消费刺激政策见效落地的保障。
优化和调整针对中低收入人群的促消费政策有利于推动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全民参与的消费新模式持续释放活力，但当前政策传导也还有提升空间。
很多地区的消费刺激侧重“快速起量”，忽视补贴政策的长期可持续性和相关产业的联动效应。因此，要加强消费补贴政策的顶层设计，不断优化调整消费补贴政策。将部分临时性补贴转化为制度性安排，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建立消费积分跨省通兑等机制，形成可持续的消费促进体系。另外，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依赖工资性收入，改善消费预期的根本在于解决居民的长期收入问题。补贴作为“输血”手段，必须与居民收入政策相配合。
我国当前在消费补贴方面力度有限，尤其是缺乏对中低收入人群的针对性政策措施。2024年消费补贴仅1500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0.3%；2025年虽增至3000亿元，占比仍仅0.6%。相较于135万亿元的GDP经济总量，补贴规模未达扭转供需格局的阈值。我国自2007年左右开始消费补贴以来，补贴资金和范围过度聚焦耐用品（如家电、汽车），其中近90%资金投向该领域，但是服务消费（文旅、医疗、托育）方面的补贴占比仅有5%左右。但当前我国居民家电普及率已超95%，户均汽车保有量达0.45辆，这就导致补贴产生的效果明显减弱。2024年消费补贴财政乘数降至2.8，远低于2009年的7.0。此外，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变化明显，居民消费结构转向服务与非耐用品（占比60%），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等新型消费场景不断涌现，成为支撑消费规模的重要力量。现有政策忽视了这一结构的变化和调整，也导致传统补贴模式边际效用递减。
中低收入群体作为消费潜力最大的群体，其消费激活是扩大内需的“牛鼻子”。当前消费补贴政策没有充分考虑不同收入群体的特点。中低收入群体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不能换”“不愿换”“不敢换”和“不便换”。低收入群体需要更高的回收补贴来降低经济门槛，但是当前二手家电回收报价混乱，旧家具回收价值低，削弱换新动力。农村回收网点覆盖率低，部分偏远地区甚至需跨县处理旧品，时间成本过高。农村地区售后服务体系不完善影响消费体验。
发放消费券通过增加可支配收入、降低消费门槛、激发消费意愿，能产生促进消费的乘数效应。但是，消费券补贴在设计中存在不足，对中低收入群体缺乏支持。消费券使用门槛过高。很多消费券需要消费满一定金额，这对于收入有限的群体来说反而增加了消费难度，低收入群体因预算有限难以达标，实际享受率不足30%。部分高端民宿券因门槛过高超六成过期，文旅消费券实际核销率不足20%。线上抢券的技术门槛过高，领取方式存在数字鸿沟问题。90%的消费券通过APP或者网站等线上方式发放，农村老年人、低学历群体因智能手机操作困难或操作不熟练，难以享受到此类优惠，导致农村核销率不足50%。低收入群体对发放渠道知晓率低，如湖北消费券首批发放时，农村居民参与率仅为城市居民的1/3。真正需要帮助的低收入群体反而难以受益。
部分中小企业被排除在消费补贴之外。行政部门指定参与平台，中小企业因年营业额门槛（500万元以上）无法参与，导致服务行业、中小企业被排除，加剧了市场垄断。消费补贴政策普遍要求企业先垫付补贴资金，审核通过后回款，周期长达1-3个月。中小企业因现金流紧张（如账期长、回款慢），垫资能力远弱于大型企业。消费补贴一般要求对接指定结算系统（如数字人民币），中小企业因资金和技术能力不足无法参与。
另外，补贴结构需要优化，现有补贴集中于耐用品，但低收入群体更需基础服务消费支持，此类补贴占比不足5%。流动人口需轻便、可携带产品，但政策未针对性设计，如浙江调研中30%租房者因搬迁放弃换新。部分政策要求收入证明或稳定就业记录，灵活就业者、农民工难以满足。
在均衡政策效果和财政支出能力的基础上，消费政策的力度和规模有待进一步提升，才能发挥政策促进的效果和作用。此外，消费政策还需要与其他政策相互配合，尤其是将短期刺激与长期预期改善相结合才能促进消费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破解“收入—意愿—能力”的负向循环，才能将政策转化为消费动力，激活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潜能。
中低收入群体在消费方面有鲜明的特点，消费补贴政策要充分发挥作用，必须提高政策的精准性，前提在于对中低收入人群精准识别和画像。加强对中低收入人群的画像，是制定针对性消费补贴政策，提升政策效能、促进社会公平的关键。
第一，构建中低收入人群识别的指标体系，通过收入水平、消费机构、资产状况、年龄学历和就业状态等作为评定中低收入群体的重要指标。如综合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在当地平均工资的水平，分析食品、医疗等生活必需品支出在总消费中的占比，分析不动产和金融资产持有情况，同时考虑不同就业状态和就业形势下，对中低收入群体判定提供标准和条件。
第二，充分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一是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依托社区网格员进行入户摸排，核实家庭收支、住房等情况，弥补数据盲区。二是加强政策协调沟通，打通税务、社保、民政等多部门的数据，构建中低收入群体识别数据库，利用机器算法、动态识别中低收入群体，为后期发放现金和消费券等补贴政策提供基础。
第三，进行消费画像。要对中低收入群体进行消费画像，通过消费行为数据、心理与场景数据等多维度覆盖中低收入群体消费特征，例如消费结构特点、消费行为特征、区域差异特征，同时进行政策模拟分析，同时要根据收入、支出、政策影响动态调整画像参数。
对中低收入群体精准画像，并制定针对性消费补贴政策，不仅是提升政策效能的技术问题，更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未来政策设计需在数据驱动、形式创新、机制协同三方面持续发力，为构建“精准画像—靶向施策—动态优化”的政策闭环提供基础和条件。
在对中低收入群体精准识别的基础上，要采取针对性的补贴政策，充分发挥政策的精准性，提高政策效力。当前消费补贴的困局，本质是政策逻辑与需求结构的错配，破解之道在于优化补贴政策，“稳定收入—降低成本”，按需补贴，精准刺激。
第一，小额通用。一是取消品类限制，发放通用消费券，由消费者自主选择，降低参与消费补贴的参与门槛。二是消费券金额可以不用很大（如100元），支持超市、便利店、医疗、教育等高频场景，允许分拆使用（如10元券分4-5次核销）。
第二，降低门槛。一是向低收入群体发放可直接抵现的基础消费券（如每月200元），覆盖食品、日用品等必需品类。如宁夏就推出了零门槛券消费券，通过向低保户发放无消费限制的200元基础生活券，可直接兑换粮油日用品，使用率达92%。二是向中低收入群体发放基础的换新券，可拆分用于维修、换新或服务消费。
第三，双通道。消费补贴要保留线下申领通道，实现“线上+线下”双通道。一是线上可以开发语音导航版小程序，包含不同的方言版本，并进行适老化改造，简化流程破解老年群体和低学历群体领用消费券的技术障碍。二是开通线下通道，如四川宣汉就组建了乡镇流动服务站，工作人员上门办理手续，采用纸质申请表替代线上操作，支持身份证刷卡核验替代手机操作，大大降低了申领消费券和以旧换新的难度，老年人核销率提升至78%。三是简化流程，如广州推行的三步法以旧换新操作，通过“粤焕新”平台，领取家电优惠资格券，登记旧品信息，完成旧品与消费者的绑定，以便后续核销补贴，消费者购买补贴适用商品时，在订单支付环节直接享受减免优惠，支持现金支付，解决电子支付障碍。
第四，高性价比。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补贴需要更加注重性价比，一是降低参与补贴的经济门槛，如宁夏向低收入家庭发放额外追加10%的以旧换新补贴，旧家电回收价上浮20%。二是降低补贴商品成本单价，如山东临邑联合厂商推出“民生特供款”千元以下节能家电，价格压至市场价70%，叠加政府补贴后成本降低40%。
第五，动态扩容。要推动补贴和以旧换新产品扩容和动态更新，实现从现有的从耐用品补贴向服务消费补贴、人力资源消费补贴转变。一是要对现有的耐用品和基础民生消费品（粮油、日化）补贴扩容，如山西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中，家电补贴品类由去年的30类扩充至42类，家装补贴品类由32类增至40类。二是对农村消费者加大农机具购置补贴力度，满足农村消费者的核心消费诉求。三是对服务消费领域扩容，将托育、文旅、健康、职业培训等长尾服务纳入补贴范围，推广“托育券”“文旅消费券”等新型工具，如广东的托育消费券允许跨机构使用并叠加医保支付，福建的结婚消费券，对婚庆、母婴用品消费给予15%补贴，延长产假与补贴挂钩。将换新补贴与医保报销挂钩（如参与以旧换新者次年医保报销比例提升5%），实现消费补贴与社保改革联动。四是拓展人力资源消费补贴，向待业青年发放培训券，合作企业录用后可抵扣社保费用。并给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人群提供可兑换换新额度，通过技能补贴提升中低收入人群就业能力。同时要建立“负面清单+动态目录+有效退出”机制，动态Kaiyun调整补贴品类，并建立有效的退出机制，不断优化补贴范围和种类。
要让消费补贴政策真正发挥实效，就要加强对消费补贴的管理，避免在消费补贴政策推行中出现的各种“跑冒滴漏”，要保证补贴政策真是普惠于中低收入群体，发挥政策推动的效果。
第一，补贴商品定价，要防止出现商家先涨价再参与补贴从中套取补贴的做法，要加强对补贴商品的定价管理。如上海市实行的“价格锁定”机制，消费券适用商品需提前报备价格，核销期禁止涨价，违规商家取消资格。也可建立价格动态监测机制，接入电商平台价格数据，对补贴商品设置价格涨幅红线，避免商家恶意涨价的行为。同时，加强对补贴商品质量的管理，严查以次充好等行为。
第二，避免虚假套利交易。传统消费券依赖平台发放，易出现“刷单作坊”伪造交易记录的情况。要防止商家通过虚假交易套取补贴，可通过区块链等技术进行溯源追踪，防止虚假交易等事件的发生。区块链将分散的商户POS系统、支付平台、政府审计系统打通，实现全链路数据贯通，能让虚假交易无处藏匿。监管机构可实时调取链上数据，追踪异常交易（如同一用户短时多频次核券），快速识别虚假消费行为。同时，以通过自动设定交易规则，补贴交易中的各类问题，如消费券一旦使用即自动标记失效，从源头杜绝重复套利。如设定消费券仅限本地商户使用，异地交易自动拦截。
第三，加强旧品定价和回收管理。综合品牌、型号、使用年限、外观成色、性能状况等指标建立旧品回收定价的估价模型，并结合区域消费水平、市场供需状况进行优化调整，引入三方评估机构，避免商家恶意压价。如湖南浏阳就鼓励电商平台建立了旧品估值数据库，扫码即可获透明报价。建立以旧换新管理系统，实现对回收商品的溯源管理，记录旧品评估、流转及拆解全流程。整合生产企业、电商平台、专业回收企业资源，建立多元化的回收渠道。对压低旧品评估价格、伪造拆解记录的企业，取消参与资格并追回补贴资金，限制其参与政府补贴项目。
第四，鼓励中小企业参与消费补贴和以旧换新政策。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补贴申领流程复杂，政策红利渗透率低，鼓励中小企业的参与，一方面能保证市场公平，避免行业垄断，另一方面也能激发企业参与消费补贴的热情。一是要降低中小企业参与的门槛，如四川、山西等地明确对参与企业不设税收和规模门槛，支持个体工商户通过联营或转企方式参与。二是减轻资金垫付压力，要通过机制体制创新，环节企业垫付资金压力，商务部指导各地采取预拨核销资金、滚动兑付等方式，缓解企业垫资压力，山东、四川、北京等地已经建立预拨机制，对信用良好中小商户预拨一定比例的补贴款。三是金融支持政策，对开展消费补贴企业开展金融定向支持政策，如湖北推广的“301”线万户中小企业，满足中小企业在消费补贴中的资金需求。
另外，社保覆盖越完善，居民对未来风险的担忧越低，边际消费倾向就会越高。社保托底作为稳定消费预期的核心制度安排，通过消除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收入稳定性预期，直接释放消费潜力、提升消费倾向。通过构建“短期刺激+长期托底”的消费新生态，释放中国经济的消费韧性。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博士后、邮储银行高级经济师，中国价格协会专业委员会特邀专家、中国保险资产管理协会特邀研究员。本文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商业银行风险加权资产的风险敏感性测度、影响因素及政策研究（23BJY114）的资助。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其所在机构的观点。]
①杨阔,郭克莎.结构跃变带来的新变化:一个消费函数理论的新假说——“消费函数之谜”的破解[J].经济学家,2017,(10):42-53.
②殷醒民.通胀周期性特征与货币政策的适时转换[J].探索与争鸣,2011,(04):48-52.
